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在这40年里，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向前，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

40年前的12月，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首批52名留学人员。40载白云苍狗，现在他们怎么样了？留学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际遇？我们一起通过下文来了解。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当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启程出发。由此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

伴随着改革开放，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从1978年底到2013年年底，中国共有各类留学人员306万。到2010年左右，中国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学校长，90%以上的两院院士，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近日，清华大学召开出国留学工作四十周年座谈会，第一批赴美留学的“80后”或“准80后”张楚汉、李衍达、柳百成、赵南明，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

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当时的清华大学领导班子遵照邓小平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了清理，提出整顿计划，写出书面报告。

1978年6月23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的工作汇报，同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人谈话时，对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为了贯彻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迅速开始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从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选出50名学者，其中清华有9人。为了赶在中美建交前夕到达美国，我们于12月26日乘法航途径巴黎转乘美航，历25小时抵达华盛顿。”张楚汉回忆道。

▲首批赴美留学生在巴黎转机。

“我们当时经济落后，外汇奇缺。我们50个人一共只有50美元，在领队兜里揣着。“赵南明说，“我们当时听说国外到处要小费，上厕所也要给小费，就特别紧张，害怕拿不出美元来。我们当时先从中国到巴黎，飞机要降落的时候，互相使眼神，排队一个个上厕所。后来到了美国，联络处又给了我们经费。”

▲统一制作的大衣。

“出国前夕，我们去做了西装、帽子、包，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在巴黎转机，巴黎可是时髦之都，我们到了那，仿佛成了‘外星来客’。”赵南明笑着说。

美国时间1978年12月27日下午，一行抵达纽约国际机场。

▲第一批留学生抵达美国。

作为领队的柳百成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出海关便看到成群的美国记者，报纸、电视台的记者都有，镁光灯、补光灯照得机场大厅通亮。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吴葆祯大夫代表大家用英语宣读了我们在飞机上早已起草好的声明，声明最后几句我至今印象深刻，“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首批留学生在圣诞期间抵美，为中美建交“打了前站”。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7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白宫草坪上的欢迎人群中就有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

“我们有幸成为中美建交的历史见证人，亲眼目睹中国驻美大使馆馆牌的竖立，与小平同志合影，出席卡特总统夫人的招待会，许多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任之恭先生等先后来到使馆来和我们见面。”张楚汉说。

▲邓小平在驻美大使馆亲切接见了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

柳百成回忆，在卡特夫人为卓琳女士举行的招待会上，全体留学生受到了卓琳的接见，她语重心长地讲了话，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随后留学生被分配在乔治城大学和美利坚大学进行强化英语训练，经过三个月的语言学习，50人被分配到全美各著名大学、研究所开始学习研究，包括麻省理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等。

▲留学生们在加州伯克利合影。

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房是留学生的常住地。张楚汉说，我们日以继夜，每天晚上搭午夜末班校车返回住地，为的是返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和张楚汉同窗的赵南华称留学两年，是自己这么多年来工作强度最大的两年：我当时是从农村小镇考到清华，俄语是第一外语，英语没学，我一开始搞原子能，会看英文文献，但讲话不行。去到美国，我12点之前从实验室离开，没有周末节假日。

“我们知道国家派我们出来不容易，失去的时间我们要拼命抢回来，要对得起国家，对的起学校。”赵南明说。

留学期间，不少事情让留学生触动很大。

“我那时刚到麦迪逊，我住在一个普通美国人家里，看到房东太太七八岁的儿子正在玩苹果电脑。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出国前自己从未见过电脑，但在美国，连儿童都能自如操作。”柳百成说。“我感觉到，或许有一天计算机会改变人类的生活。就一杯咖啡到凌晨三点，和本科生一起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

对于首批留学生来讲，“打开眼界”是他们最大的感受。

“60年代我们计算机系凭着一张照、 一张图纸，设计出国家第一台数控铣床计算机，当时特别引以为豪。”李衍达说，“等我去了美国快回国的时候，去拜访林家翘先生，问他对我今后研究有什么忠告，他对我说，李衍达，别人做过的你不要做。”

“幸亏我在美国待了两年，听了这句话能接受，如果刚去美国听到这句话，我想能当场晕倒，因为我们引以为豪的，正是别人已经做成的。”李衍达说。

李衍达对留学做了总结：打开眼界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我在信号处理小组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当时没有发论文，后来教授和美国方面的人都找到过我。这些对今天的启发就是，要敢于开创新工作，一定要有自信。不能靠别人，也不能靠论文来评价。

▲留美生与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合影。

赵南明强调了开阔视野，留学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国际发展方向、潮流，也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

赵南明此前是理论物理出身的，留学后转到了生命科学领域。“我当年对生物是瞧不上的，我们当时成绩最好的学生都读了物理等专业。但出国后种种原因，我转到了生命科学领域。“赵南明说。

在参加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和对美国、日本等高校的细心观察后，赵南明意识到，许多物理学家正在积极地转向生命科学研究，科学的中心正在向生命科学转移。“生物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瞧不上的很可能是新兴科学以后很重要的前沿领域。”赵南明说。

1981年，赵南明参加了清华大学学科规划小组并负责复建生物系，如今，清华生命科学已经具备了全球影响力。

第一批被派遣出国的52人中，归国后17人成为院士。

清华派出的9人全部归来，李衍达、柳百成、张楚汉成为院士，赵南明获清华突出贡献奖。他们作为“骨干”教师回到原先所在系和专业，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开设的课程大受欢迎，他们的科学经费比较优先地得到满足。

北京大学的姜伯驹留学归来不到一年，在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科学院院士，成为“首航”学者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第一人。这时的姜伯驹还是副教授。1983年，他晋升教授，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张恭庆在归国的第二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随后晋升教授，1984年被遴选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女数学家戴宗铎回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代数编码与密码学研究。

沈显杰归国后继续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研究，成为中国地热研究学科的带头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部委级科技成果奖。世界地热协会（IGA）首届主席团创始成员之一。

裴定一在密码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集体奖）。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亚洲密码会指导委员会委员。晚年，担任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

吴宁回国后，于1987年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几年后担任心内科主任至1993年。她是中国心律失常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年，吴宁获得协和医院颁发的“协和杰出贡献奖”。

冀复生回到自己先前所在的工厂。他强烈地希望将留学所得成果传授给新一代大学生，遂于当年秋天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1989年，冀复生调到国家科技部，不久后参加国家“863科技计划”的制定工作。

赵南明留学归来回到清华大学，直接推动这所著名大学恢复了生物系建制，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1994年受命创建清华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并任院长。2001年，参加创建清华大学医学院，出任常务副院长。

王以铭认为自己所长在教学和科研管理,他看到了美国的大学是怎样管理的。回到北京工业大学后，他任电子科学系主任，不久升任北工大副校长，1992年担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3年兼任民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童坦君回国前，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颁发的完成研究项目的博士后结业证书。2005年，童坦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从第一批52人的涓涓细流，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其中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涓涓细流已经成了奔流的江河，奔涌向前。